“当听到韩国书院申遗十拿九稳的消息，我内心比较复杂，既替韩国同道高兴，又深感自责。我希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6月底在阿塞拜疆召开之前，谈谈我对韩国书院申遗提案的评价。”日前，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就韩国书院申遗，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样表示。

5月14日，韩国文化财厅发布消息称，9处韩国书院“入遗”的“大局已定”，最终结果将于6月30日揭晓。

对于长达6年的韩国书院申遗过程，邓洪波介绍说：“2013年5月，韩国9处书院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安东举行，为2014年的申遗做准备。除韩国专家之外，韩方还在5个国家请了5位专家，我受邀出席会议。2013年，韩国书院与韩国泡菜竞争失利，未能代表韩国申遗。2015年，韩国曾申报9处书院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于2016年4月撤回申请。”

“韩国书院申遗又放弃，个中缘由不得而知。但我在2013年到安东出席会议时就已发表了我的看法：一方面，我不反对韩国书院作为儒家书院的一部分而申遗，对于东亚文化的传播和保护，我们乐见其成；但另一方面，韩国一家不能体现东亚儒家书院的全貌，不赞成韩国书院单独申遗，而主张中韩朝日书院联合申遗。”邓洪波表示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

在多个场合，邓洪波也多次重申了这一观点。2016年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就韩国书院申遗提案材料提出三个问题向邓教授咨询。邓洪波在向委员会提交的《韩国书院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案的评价》中，道出自己不赞成韩国书院单独申遗的原委。

他认为，就整个东亚书院的历史而言，李氏朝鲜书院的特色只是一种地域性特色，局部再有特色，也代替不了全部。李朝书院重视祭祀、轻视讲学，乃至只祭祀不讲学的特色，恰恰削弱了书院与理学的联系，对理学的传播造成伤害。

再者，韩国书院有广义、狭义之分，这次韩国申遗提案使用的是狭义书院概念，它把包括先贤祠堂在内的广义书院排除，间接否定韩国书院重祭祀的特色。

第三，1871年撤废书院之后，李氏朝鲜仅存的狭义书院27所（广义书院47所），其中4所分布在今天的朝鲜。李朝书院今天分属韩国、朝鲜，因此必须两地相加才能反映其全貌。

在邓洪波看来，韩国书院单独申遗，不仅遗落了中国书院、日本书院以及朝鲜书院，也割裂了东亚文明交流的历史。韩国应与中国、朝鲜、日本联合申遗，才能揭示东亚书院这一文化遗产的全貌，也是东亚文化交流在当代的体现。

历史上，书院已然成为东亚文化交流的载体，是儒家文明的共同遗产。据介绍，书院起源于7世纪末的中国唐朝，16世纪初传到朝鲜半岛，17世纪中叶由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列岛，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受挫，或撤废，或改为学堂、学校，大致有1200余年历史。据统计，历史上中国至少有7525所书院，朝鲜半岛376所，日本100余所。

但在现实层面上，中韩朝日“各立门派”单独申遗书院显然不够现实。在“申遗大战”中，书院申遗要争个先后的确很难。

“早在2013年去韩国参加申遗会议之前，我就对中国书院的申遗情况进行了解。中国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作为‘庐山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已于1996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嵩阳书院作为‘郑州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组成部分，2010年成为世界遗产。”邓教授说，但以岳麓书院为例，就迟迟未能申遗成功，“就2013年的情况看，全国各省递交的申遗项目有180多个，根据规定，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两个世界遗产，其中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中国书院的申遗自然受到了延宕。”

邓洪波认为，与其东亚各国相互竞争，不如联合申遗。他举例说，2014年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古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就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邓洪波表示，“这样的申遗并不占据各国当年的名额，更是东亚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