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当时的契丹、党项、女真和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接受汉族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换言之，历史上的辽、夏、金文化并不等于契丹文化、党项文化和女真文化。没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没有西夏的建立和西夏文化的发展。
西夏文化的形成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人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南北朝时期就见于史书记载。隋唐之际，党项部落林立，“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这些大大小小的党项部落以游牧为生，不知稼穑。没有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平时“各为生业”，只有对外战争时才相屯聚。
这一时期的党项，一度依附鲜卑吐谷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以至于唐宋时有人认为“吐谷浑者，今之文扶羌是也”。现代学者也指出，“鲜卑人羌化了，因之吐谷浑实际上是羌族国家”。说吐谷浑羌化了，就是吐谷浑大量吸收和融汇了羌族的文化与血缘。同时，这种吸收与融汇是双向的，羌族也大量吸收了吐谷浑的文化与血缘。经过历史岁月的洗礼，到了北周、隋之际，今青海湖一带的党项基本融汇到吐谷浑，他们在这一带的活动就从史书中消失了。当然，其中也包含迁徙的原因。而松州一带的吐谷浑则被党项所融合，有学者认为，建立西夏王国的拓跋部，实际上是被羌化的鲜卑吐谷浑人，他们已与党项羌没有多大的区别，故两唐书的作者及后世学者把他们看作党项羌。早期的党项正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历史上，对党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原王朝，公元六世纪末期，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割据局面，人民生活得到暂时的安定。585年，党项大首领拓跋宁丛等各率部众到旭州内附，被隋文帝授为大将军。596年，党项一度进攻会州，被隋朝军队打败后，纷纷内附，遣子弟入朝谢罪，表示“愿为臣妾”，“自是朝贡不绝”。
唐朝建立后，党项与中原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高祖武德年间，党项多次遣使朝贡。629年，党项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以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酋长闻风而动，“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岷、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631年，太宗遣使开党项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只有最为强盛的拓跋部没有归附，在唐朝的军事压力和劝诱下，大首领拓跋赤辞也率众归附，唐太宗列其地为懿、嵯、麟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任命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皇姓李。于是，从今青海积石山以东的党项居地，全部列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党项与唐朝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党项归附唐朝前后，从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权不断向外扩张，征服吐谷浑，攻占大片党项居地。当时的党项面临着重大选择：或投附吐蕃，成为吐蕃统治下的部落；或向唐朝内地迁徙，成为唐朝的部民。在唐朝羁縻怀柔政策的感召下，党项选择了唐朝，逐水草向西北内地迁徙。其中最为强族的拓跋部比较完整地从青藏高原东部的松州迁徙到黄土高原东部的庆州。“安史之乱”后，又从庆州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平夏地区。
党项迁居的河陇地区，自汉代以来是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并创造着封建文明的所在，党项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无论地理条件抑或历史条件，对他们吸收汉族封建文明，发展生产与繁殖人口，都是极为有利的，一部分党项人学会了农耕。当然唐代学会农耕的党项人数很少，他们大部分仍以传统的畜牧为生。
沈亚之《夏平》指出：“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骆驼。”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多，商品交换日益繁荣。党项人用自己的畜产品和汉族人交换粮食、丝绸、武器和其他生活日用品。党项马是最受中原欢迎的商品，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即有诗云：“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929年，后唐庄宗阅蕃部进马，枢密使安重诲奏曰：“吐浑、党项近日相次进马，皆给还马直，对见之时，别赐锦彩，计其所费，不啻倍价，渐成损耗，不如止绝。”庄宗曰：“常苦马不足，差纲远市，今蕃官自来，何费之有？外蕃锡赐，中国常道，诚知损费，理不可止。”自是蕃部进马不绝于路。
内迁党项中，拓跋部和中原王朝的联系最为密切。880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克都城长安。唐僖宗在奔蜀途中，诏令拓跋思恭率部镇压起义军。拓跋思恭应诏率所部蕃汉军队南下勤王，僖宗为此特授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复赐姓李，封夏国公。同年唐朝又赠夏州节度为定难节度。从此夏州地区获得了定难军的称号，统辖银、夏、绥、宥四州之地，拓跋李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藩镇。
五代时期，党项拓跋部继续和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913年，后梁封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为陇西郡王，按此为夏州拓跋李氏封王之始。924年，后唐授李仁福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晋爵朔方王。951年，后周太祖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954年，又晋爵西平王。
960年正月，赵匡胤代周建宋，西平王李彝兴立即遣使入贺。962年，李彝兴入献良马300匹。宋太祖赵匡胤亲命工匠为彝兴特制一个玉带，遣使回赠。967年，定难节度使李彝兴卒，宋太祖废朝三天，赠太师，追封夏王。
980年，夏州节度使李继筠卒，其弟李继捧继位后政局出现动荡。宋太宗趁机遣中使持诏，令李继捧携家人入朝。随后押解拓跋李氏缌麻以上亲族全部赴阙，夏州拓跋李氏政权一度中断。
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不愿离开“故土”，率数十名亲信逃往地斤泽，起兵抗宋，在党项豪族和契丹的支持下，逐渐强大起来。997年，宋真宗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又进一步对外扩张，攻占灵州，易名西平府，将统治中心由夏州迁到灵州西平府。同时继续向西发展，北收回鹘锐兵，西掠吐蕃健马，经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最终占领河西诸郡，奠定西夏立国的版图。
1003年12月，李继迁和西凉吐蕃作战时中流矢，次年因伤重而死。其子德明继位后和好宋朝，“贡奉之使，道路相属”。这些使节除用马匹换取宋朝的赏赐外，还“出入民间”，“市所须物”。民间兜售不出的“官为收市”。每个使团所获利润不下一二十万。1007年，应德明的请求，宋朝在保安军设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党项内迁后和中原汉族密切的政治经济交往交流，必然带来文化上的深度融合。夏州拓跋政权墓志的形制和唐代官员贵族墓志毫无二致，志盖篆书，刹面刻汉族传统的八卦纹饰。进入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后，吸收借鉴汉族传统文化的意愿更加迫切，李继迁“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衣食住行，一如宋朝，正如宋人富弼所言：“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得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这里的“中国”是指汉族中原王朝，拓跋夏的位号、官属、书籍、车服、法令“皆与中国等”，清楚地说明西夏建国前完全继承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和制度。换言之，如果没有和中原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没有党项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后来的西夏国。
西夏文化的多样杂糅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西夏文化，杂糅了汉族文化、党项文化、吐蕃文化、鲜卑文化、回鹘文化等成分。中原汉族文化是西夏文化的核心，元昊称帝建国前夕，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制，同时创制文字，建立蕃学，更定礼乐，秃发胡服，筑坛受册。从表象上看意在突出民族特点，但其本质仍脱离不了中原汉族文明。“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只是从务实的角度精简唐宋礼乐，而不是革去唐宋礼乐而用番乐，“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文臣服饰为“幞头、靴笏、紫衣、绯衣”，完全是唐宋官员服饰；武将服饰也继承了传统的等级制度；至于“民庶青绿，以别贵贱”，更是汉族传统的制度。元昊秃发也只限境内的党项人，汉族仍是传统的发式。
这一时期西夏文字的创制则完全借鉴和模仿了汉字。在字体结构上，西夏文字和汉字一样，有偏旁部首，基本笔画也有汉字的点、横、竖、撤、捺、提等，以致识汉字的人“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汉文和西夏文一样，是西夏的通用文字，汉学教授汉文，蕃学教授番文(西夏文)，出土的西夏公文，既有汉文也有西夏文。国家的法令也一样，夏仁宗李仁孝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有番文和汉文两种文本，目前只保留下来番文文本。
西夏前期盛行汉传佛教，统治者大兴土木，广建寺院，翻译从宋朝请来的汉文《大藏经》。据统计，西夏前四朝共翻译汉文佛经有三千多卷，这在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是少有的，从而为汉传佛教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被西夏继承下来。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大量的道教文献。西夏设有专门管理道教事务的机构“道士功德司”。法律保护道观、影像等道观财产。道士上层获赐黄、黑、绯、紫服，犯罪后允许以官抵罪。西夏社会流传辟谷术，开国皇帝元昊子宁明练习辟谷术时走火入魔，气忤而死。西夏的占卜术包括道教的“五行卦”和“金钱卦”。
西夏宫廷音乐深受唐宋音乐影响，音节悠扬，“清厉顿挫”。民间音乐更受中原汉族的影响，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为陕西边帅时，曾作过十几首歌，其中一首有“万里羌人尽汉歌”之句，说明夏宋沿边一带的党项人都会唱汉歌。另据宋人叶梦得记述，他在丹徒做地方官时，“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柳永为北宋著名词人，他的词作情意缠绵，大多谱上曲子在市民阶层中广为流传，也得到了西夏人民的喜爱。
西夏纪年采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年号纪年方式，皇帝新即位要改元，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或革故鼎新也要改元，并铸年号钱币。皇帝在位时上尊号，去世后上庙号、谥号，陵墓有陵号。陵墓基本形制“仿巩县宋陵而作”，分别由角阙、鹊台、神墙、碑亭、外城、门阙、内城、献殿、塔状灵台等部分组成，平面布局大体按照中原大建筑群设计，强调中轴线左右对称。
中原丝织品和衣物的输入，改变了党项人单一的“衣皮毛”穿戴。1975年在银川市西夏陵区一〇八号陪葬墓出土的素罗、纹罗、工字绫、异向绫和茂花闪色锦等各色丝织品残片，就是当时从中原输入的。
党项人是西夏的主体民族，内迁后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大量本民族的文化习俗。早期党项人把不可抗拒的风雨雷电雪雹等自然现象统归于“天”的支配，每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鬼神崇拜和巫术迷信。在党项人的观念里神主善，鬼主恶。党项人居住的正室中留一间专门供神。
巫的职责是驱鬼、咒鬼和占卜吉凶，人生病后召巫送鬼，或者移居他室以避病。对战死者要“杀鬼招魂”。占卜之法有四，一是“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看其征兆；二是“擗算”，擗蓍草于地以求数；三是“咒羊”，夜牵羊焚香祷告，次日晨杀羊，肠胃通则表示吉利，羊心有血则凶；四是“矢击弦”，即用箭杆击打弓弦，听其声音而占胜负和敌至之期。这些以羊和弓弦作为工具的占卜行为，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色彩。
复仇是党项人又一重要旧俗，早期党项“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建国后依然“俗喜复仇”。如果仇解，用鸡猪狗血和酒饮之，誓曰“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
早期党项人盛行收继婚制，“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建国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开始明媒正娶和买卖婚姻。缔结婚姻一般要经过订亲、纳聘礼、置办嫁妆、娶亲四个环节，当然，和汉族相比，党项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与婚姻是比较自由的，家庭一般不会干预他们暗中约会。
西夏时期的党项文化最重要的表现是创制文字，并在全国推广使用。元代以后随着党项民族的融合，西夏文字也逐渐不为世人所识，使这种文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西夏文创制并不神秘，在我国多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开始创制本民族文字，如回鹘文、吐蕃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等。
西夏境内有大量吐蕃人，西夏文化包含着浓郁的吐蕃文化成分，吐蕃语不仅在吐蕃人群中使用，而且和党项语、汉语共同构成西夏的佛教用语。天盛年间颁布的法律明文规定：番(党项)、汉、吐蕃三族人都可以任僧官，但必须会念诵十四种经咒，其中藏文经咒要占半数。
西夏前期主要奉行汉传佛教，中后期藏传佛教大量传到河西地区，到李仁孝时，已在全国很有影响。西夏在中央机构中，设立专门管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机构，来自吐蕃的高僧出任西夏国师和帝师。流传下来的西夏绘画艺术，大量是密教艺术。
西夏军队以“抄”为最小单位，由正军和负担组成的“抄”，脱胎于吐蕃的“组”，负担等于吐蕃时代的“仆役”。吐蕃的历法也传到了西夏，二十世纪70年代在甘肃武威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文会款单，称1194年为“天庆虎年”。这种把十二生肖与五行结合，再配以阴阳的纪年方法，无疑是受藏历的影响。
党项与吐蕃经过数百年的交往交流，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留居青藏高原以及河、湟、洮、岷的党项吐蕃化了，进入西北沿边的吐蕃则有明显的党项化趋势，即使没有党项化，也已经是“风俗相类”了，所以当时的宋朝中原人有时也分不清哪些是吐蕃，哪些是党项，往往通称其为“蕃部”。
甘州回鹘归附西夏后，长期生活在河西走廊，继续使用本民族文字，现存西夏时期的回鹘文文献有写本、刻本和活字本。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高髻”为回鹘妇女的发式，反映出回鹘社会风俗对西夏社会生活的渗透。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西夏洞窟壁画中，有许多回鹘人的形象。
夏辽为盟国，在政治上贡使往来不断，辽朝三次将公主远嫁西夏，在经济上又于沿边辟有榷场，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契丹的“射鬼箭”习俗和西夏的“杀鬼招魂”习俗，存在着相互影响或同源异流的关系。西夏男子秃发与鲜卑、契丹的秃发也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金朝建立后，西夏与之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女真入主中原后很快汉化，因此由金朝输入西夏的文化大多是汉文化。如1154年西夏使金谢恩，“且请市儒、释书”。另外，内蒙古黑水古城曾发现《刘知远诸宫调》，说明金朝的诸宫调也传入西夏。
西夏文化中的儒家文化
党项进入西北后三百多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拓跋夏政权进入河套平原与河西走廊后，逐渐接受中原汉族的政治制度，元昊称帝建国前夕，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除蕃学外，这些官职机构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职掌上，都是仿照中原宋朝制度，甚至连“开封府”这样地域性很强的职官也都照搬过来。夏仁宗李仁孝统治时期，随着西夏封建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官制也更加完备。从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来看，当时西夏政府机构分为上、次、中、下、末五等。至此，西夏职官制度之完备、品级之系统，已和中原相差无几。
官吏选任方面，西夏除保留部落社会的世袭制外，广泛吸收了中原汉族的恩荫、察举、科举、铨选等制度。《宋史·夏国传》记载，1147年仁宗“策举人，始立唱名法”。这是史书最早关于西夏科举取士的记载。西夏的科举分番汉两种，番科考西夏文儒经，汉科考汉文儒经，所谓“番科经赋与汉等，特文字异耳”。西夏后期许多名臣政要乃至国主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发达的。第八代皇帝神宗李遵顼，“始以宗室策试进士及第，为大都督府主”。夏神宗时吏部尚书权鼎雄亦是进士出身。夏末名臣高智耀“登本国进士第，夏亡，隐贺兰山”。
将儒家思想植入法律。这是西夏以儒治国的最重要体现。夏仁宗天盛年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把维护君权、父权、夫权作为根本任务，开篇首列谋逆、失孝德礼、背叛、恶毒、不道、大不恭、不孝顺、不睦、失义、内乱等“十恶”罪，完全和唐宋立法指导思想一致。犯“十恶”罪一律不赦，也“一律不允以官当”。除“十恶”不赦外，其他犯罪按照“刑不上大夫”的礼教，照搬唐宋律中的“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及相应的请、减、免、罚等制度。
西夏法律维护皇帝(国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定黄色是皇帝专用颜色，龙凤是帝后专用图案，任何人都不得僭越。皇帝的人身安全和权威尊严神圣不可侵犯，除因公奉旨带刀剑、弓箭、铁杖等武器外，不许诸人随意带武器来内宫。
西夏也继承“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儒家礼法，除谋逆、失孝德礼、背叛等三种情况可以举告外，其他一般犯罪，不许举告。同时对窝藏、包庇犯罪的亲属减免刑罚。子女不经父母同意不得擅自另立门户。儒家的德主刑辅、明德慎刑、矜恤老弱疾病原则亦为西夏法制所承袭，对老耄、幼弱、残疾、侏儒、重病者犯罪，在量刑和服刑方面给予适当优待，对监禁期间染有疾病的囚犯积极治疗或保外就医。
西夏儒家政治制度的推进，离不开学校教育。元昊设立蕃学、汉学，蕃学所用课本除自编的番文读本外，还有译自汉文的《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学主要教授汉文启蒙读本和儒家经典。目前还不清楚西夏立国初期是否在蕃学教授汉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最初的蕃学教授大多是通汉文的读书人，番文本身就是仿照汉字创制的，推行番文的元昊就“通蕃汉文”。元昊之后，西夏一度陷入蕃礼汉礼之争，“蕃礼”是用党项族的礼制协调统治秩序，“汉礼”是用中原汉族的礼仪和制度规范统治秩序。经过长期的斗争，到崇宗李乾顺和仁宗李仁孝在位时，“汉礼”最终取得胜利。1101年，夏崇宗建立国学，设弟子员三百，以廪食之。仁宗即位后，进一步推进汉学教育。1144年，在皇宫内建立小学，凡宗室子孙7岁至15岁都可以入学。同时令州县立学校，弟子员增至三千人。第二年，又建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孔子。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尊孔为帝。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同时代的宋儒以复兴儒学至尊地位为己任，涌现出荆公新学、二程洛学、苏氏苏学诸学派著书立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儒家学说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而同期的西夏仍处于对儒经的学习和一般性的译注阶段，远没有达到创新和发展的程度。但我们仍不能因此低估西夏以儒治国的意义，作为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它积极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官僚体制效仿唐宋，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儒学汉礼，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来看，这具有深远的历史进步意义。
结语
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北方民族社会形态重大转折时期。
此前，无论秦汉之匈奴，抑或隋唐之突厥，都是部落制下的游牧社会，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套到河西走廊一带处于长期的“拉锯”状态：中原王朝强大时，北逐匈奴，移民河套与河西走廊，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中原王朝衰微时，北方民族进入该地区，游牧文化占主导地位。“拉锯”状态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一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相对缓慢。
进入宋辽夏金时期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急遽变化，无论契丹建立的辽朝，还是党项建立的西夏以及女真建立的金朝，都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其文化在多样杂糅的基础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有意义的是，三个政权都自认为是中国而非夷狄。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体现，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作者：杜建录
